编者按：在全球秩序崩塌与美式霸凌升级的今天，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真理在射程之内，世界将重回丛林法则时代。
那么，当对手已不再遵守国际规则时，我们该怎么办？
在本文中，马其顿汉学家冯海城从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共通的“中道”美德出发，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以“韬光养晦”的战略耐力实现了崛起，但在当下这个时代，耐力可能从美德沦为自我束缚。
作者还以亲历者的视角——他的祖国南斯拉夫在美国铁骑下不复存在——剖析了美国霸权底层的“阿里曼式”逻辑：无法容忍任何“他者”的独立存在。在他看来，美国对华的真正目标并非竞争，而是“终结中国作为统一实体的存在”。
面对动荡的全球秩序，中国是否已经陷入“执剑人困境”：在挑衅不断升级的当下，不行动的风险是否已大于行动？作者给出的出路是“镜像反制之术”——学习对手的方法与策略，但不使其内化为自身认同，如庄子所言“用心若镜”，应物而不伤。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基于自己祖国经历的忧思，并以此种逻辑来假设中国的处境，从中依旧能看出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色彩。需要指出的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于美国的零和博弈思维，中国始终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有能力、有智慧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大争之世”中开辟出一条“以和止战、以智破局”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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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网专栏作者 冯海城】
如果我们探寻孔子与亚里士多德这两位中西思想典范代表的哲学共通之处，最显著的相似性体现在他们的道德理论上。
两位思想家都将德性定义为两种对立恶习之间的中道。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第6–9章）中，将“勇敢”这一德性描述为介于“鲁莽”与“怯懦”这两种恶习之间的中点——前者代表过度，后者代表不足。
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方法可被视为一句自古便镌刻于古希腊最神圣圣地——德尔斐阿波罗神庙入口处的神谕铭文的哲学表达：“凡事勿过”（Μηδὲν ἄγαν）。后来，在罗马时代，诗人贺拉斯（Horatius，公元前65—前8年）在其《颂歌集》（Carmina）中采纳了这一原则，并将“黄金中道”（aurea mediocritas）发展为社会与经济层面的理想（在这一意义上，该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中的“小康”观念）：
Auream quisquis mediocritatem
diligit, tutus caret obsoleti
sordibus tecti, caret invidenda
sobrius aula.
崇尚黄金中庸之人，
避危朽之屋舍污浊，
远奢靡之殿宇嫉恨，
持清醒而超然物外。
（贺拉斯，《颂歌集》2.1）
同理，在中国，儒家伦理理论围绕“中庸”这一核心观念得以凝练成型，即君子之高尚品格，体现在能够寻求并持守两种对立极端之间的中道。这一伦理取向的一个著名例证见于《论语》中的如下论述：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论语·雍也》）
然而，此概念最为澄明通透、意象最为生动传神的隐喻，见于《荀子》：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
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
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荀子·宥坐》）
在我看来，将德性理解为两极之间的中道——两极之所以皆为恶，正因其走入极端——其精髓恰在于灵动圆融。此一路径要求人们因时因地制宜地审视每种情境，审慎思虑如何恰如其分地行事。既然人生与社会始终处于流变之中，便没有任何一条固定法则能够裁定所有情境下的正当行为。鉴于此，我们便了解：倘若某种道德原则建立在僵化的诫命之上——即主张无论具体情境如何，人必须始终如此或如彼行事——那将是多么左支右绌。
儒家与亚里士多德式“中道”伦理理论的优势，恰恰在于其能够解释道德情境的流变特性：某一情境中被视为极端者，在另一情境中未必极端，反之亦然。然而另一方面，此路径亦要求行为主体具备深思熟虑、明辨事理的品格，能够在每种具体情境中准确甄别何为极端、何为适度。正因它不提供现成的答案，故而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亚里士多德》肖像画
我举个例子：我们是以亚里士多德对勇气的定义开启这场讨论的，所以不妨来看看，在特定情境下，究竟什么才是正确且勇敢的做法。假设我正走在街上，突然撞见这么一幕：一个强壮的年轻小伙子——看着像是个刚出健身房的运动健将——被一个上了年纪的醉汉纠缠。我该怎么办？是该插手去怼那个醉汉，还是直接路过？显然，那年轻小伙子完全有能力自己甩掉那个醉汉，所以我如果硬要插手，纯粹是给这事儿添乱，这反倒构成了一种“极端”。反观一下，如果我遇到的情况是那个醉汉开始纠缠一个放学回家的小女孩，那么为了保护她而挺身而出就是正确的做法，这才构成了所谓的“中道”；而这时候如果选择袖手旁观，那就是怯懦的极端表现了。
耐力的边界
一般大家都会认同，耐力像勇气一样，也是一种美德。如果我们运用亚里士多德和儒家所推崇的“中道”方法来定义它，那么耐力可以被理解为介于急躁和优柔寡断之间的平衡点。作为一种美德，耐力并非仅限于个人修行，它同样可以被集体——乃至国家和整个文明——所践行。这种情况下，我们便称之为“战略耐力”。
事实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行动，正是战略耐力在历史层面发挥作用耐力的典范，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复兴。邓小平著名的“二十八字方针”或许最能体现这种战略耐力的决心：
“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1、354-363页）
过去几十年，“战略耐力”原则让中国受益匪浅。然而，我们或许都会认同，如今的中国乃至世界，和邓小平制定这一方针时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早已截然不同。人们往往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倾向，总认为既然某种做法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下被证明是成功且有利可图的，那么延续这一做法就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老子早已深刻洞察到：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道德经》, 9)
想象一下，一个体重超标的人下定决心要减肥，于是开始严格执行热量摄入极低的节食计划。一段时间后，他成功达到了标准体重，感觉身体更健康、行动也更敏捷了。但如果过了这个节点，他还无限期地继续这种严苛的节食，他会变得更健康吗？还是会适得其反？
在中国语境下，迄今为止所践行的战略耐力在以下四种情境下是具有现实适用性的：1）以联合国、世贸组织等运作良好的多边机构为代表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2）国家间（相对）可预测的行为准则，并通过国际法加以规范；3）各国之间的互动主要基于理性的经济自身利益；4）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相对重要性”，无论是在经济、军事还是技术层面，都相对较低。
如今，当我在2026年仲春写下这些文字时，上述种种已不复存在。在功能正常的多边机构主持下，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曾存在于冷战时期，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然而，在1999年美国侵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以及随后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以及现在的伊朗爆发的战争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以机构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已经消亡，而且很难在旧的框架内复兴。
由此可见，国际法的概念已变得微不足道，沦为一声微弱而忧郁的回响，尽管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抗议西方暴行，但往往徒劳无功。国际法及其所建立的秩序，从来都不是世界上主权国家（无论其影响力大小）理想化规划和理性实施的结果；相反，它始终是权力平衡的产物：必须至少存在两个大国，他们无法通过武力战胜对方，也都意识到这一事实；因此，它们试图通过一套成文规则——国际法——来规范和平衡彼此的关系，其他实力较弱的国家也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3月10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拍摄的遭空袭后产生的浓烟。新华社
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秩序便是如此，其中主要的平衡力量是美国和苏联。当其中一个平衡力量退出舞台后，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的国际秩序逐渐瓦解，直至如今国际法秩序的混乱局面。因此，通过诉诸国际法来回应美国的暴行是徒劳的，而且在心理层面上，甚至可能助长施暴者的气焰——就像强奸受害者的尖叫和恳求只会进一步激起强奸犯的欲望一样。
事后看来，可以说，在唐纳德·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执政期间及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之后，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逆转态势。这场贸易战在拜登政府期间仍在继续（还记得2022年8月的“芯片法案”吗），并在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关税狂热中变得国际化；结果，世界各国关于贸易、投资和能源购买的决策，越来越多地受到某些流氓超级大国的直接压力或公开威胁，或者基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安全考量，而罔顾理性的经济利益。
欧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短短几年内，它就通过放弃购买来自俄罗斯的廉价可靠能源、恶化与中国的商业关系（例如撕毁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以及通过购买价格虚高的液化天然气和签署关于贸易与关税的不平等条约，卑躬屈膝地屈服于美国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从而走向了一场慢动作式的经济自杀。
有时，我不禁会想，欧洲是否因为自身的腐朽而叹息，或者仅仅是出于无聊——是否已经厌倦了生存，并在某种潜意识里渴望消亡。所有关于“俄罗斯人兵临城下”的言论和狂热宣传，据称计划在2027年、2030年或更晚的某个时候征服欧洲，都带有一种反常的兴奋感——仿佛热切地希望这种事情发生。这种情绪令人毛骨悚然地想起20世纪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Κωνσταντίνος Καβάφης；1863-1933）的诗作《等待野蛮人》。诗中描绘了一座虚构的罗马晚期城市，城中居民似乎同样厌倦了生活，世世代代流传着蛮族即将到来并洗劫城市的谣言；然而，有一天，消息传来，实际上并没有野蛮人：
— Γιατί ν’ αρχίσει μονομιάς αυτή η ανησυχία
κ’ η σύγχυσις. (Τα πρόσωπα τι σοβαρά που εγίναν).
Γιατί αδειάζουν γρήγορα οι δρόμοι κ’ η πλατέες,
κι όλοι γυρνούν στα σπίτια τους πολύ συλλογισμένοι;
Γιατί ενύχτωσε κ’ οι βάρβαροι δεν ήλθαν.
Και μερικοί έφθασαν απ’ τα σύνορα,
και είπανε πως βάρβαροι πια δεν υπάρχουν.
__
Και τώρα τι θα γένουμε χωρίς βαρβάρους.
Οι άνθρωποι αυτοί ήσαν μια κάποια λύσις.
—为什么会有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安、不解?
(人们的脸变得多么严峻。)
为什么街道和广场转眼就空空荡荡，
每个人都沉思着回家?
因为天黑了而野蛮人并没有来。
那些刚从边境回来的人说再也不会有野蛮人了。
而现在，没有了野蛮人我们怎么办?
他们，那些人，是一个解决办法。
最后，自邓小平时代以来最深刻的变化莫过于中国的崛起，世界经济重心逐渐向中国倾斜，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科学、外交、政治和军事多方面的连锁反应。1991年，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4140亿美元，约是美国的十四分之一和日本的八分之一，因此中国很容易做到“守拙”。但是，如今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0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约30万亿美元，是日本的五倍，我们又怎能期望中国“不引人注目”呢？
与此同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4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而美国为31万亿美元，其生产总值份额也超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总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是一家具有明显反华倾向的鹰派新保守主义机构，该所去年12月发布了年度《关键技术追踪报告》。报告指出，“在追踪的74项技术中，中国在66项技术上领先，美国仅在其余8项上领先。”
在这种情况下，“战略耐力”意味着什么？
